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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郭琨:一生七赴南极亲手建起“长城站”

发布时间:20-11-10

长城站建设时环境十分艰难,郭琨席地而坐就餐。资料图

姓名:郭琨

性别:男

终年:83岁

去世时间:2019年4月3日

生前身份:中国首任南极洲考察队队长,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第一任站长

 

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4月9日,中国南极事业开拓者郭琨去世的第7天,家人在八宝山举行了简单的遗体送别仪式。

 

这天,北京气温骤降。郊区下起了雪,部分地区积雪达3厘米。

 

作为我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琨一生7赴“寒极”。目前我国建成的四座南极科考站当中,有两座都是由他指挥建设而成。

 

七赴南极的开拓者

 

提到我国南极考察事业,郭琨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1984年,郭琨担任中国首任南极洲考察队队长,率领591人的队伍进军南极。此后他又担任第三次、第五次科考队队长,领导建设了中国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并担任两站首任站长,被视为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17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家海洋局授予郭琨等59人“中国极地考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7赴南极、3次带队、两次荣立一等功,郭琨见证了中国南极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

 

郭琨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气象雷达专业。1981年5月,国家成立南极考察委员会,曾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工作的郭琨便担任办公室主任,那时的南极办加上郭琨只有五个人。

 

1984年12月30日下午3点,郭琨带领队员正式登陆南极洲乔治王岛。资料图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确定我国在南极建设第一座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同年11月,郭琨率领“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载着591人出发,一路穿越了5个风带、4个季节、13个时区,12月30日登陆南极洲乔治王岛。而后仅用40天就完成了波兰历时三年的南极考察站建设任务。至此,我国南极考察事业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郭琨在南极考察。资料图



此后他又六下南极开展科学考察,同时领导建设了我国第二座南极考察站——“中山站 ”。但由于常年在极寒条件下工作,郭琨落下了腰椎和腿部的病根,曾经穿越大洋、远赴南极的他,晚年再难离开轮椅。

 

不服输的战士

 

“长城站”40天飞速建成的背后,郭琨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第一次南极考察难以成行。


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郭琨通过朋友才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出版于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的英文译本《南北极志》;没有专业装备,郭琨就参考别国经验自己设计防寒服和暖手炉等专业装备,并联系工厂定制。更为严峻的是,当时我国甚至没有一艘专业的破冰船。最终,郭琨选中了能抗12级风浪的万吨级远洋考察船“向阳红10号”,因为船只不具备破冰能力,郭琨必须在第二年的3月份,即南半球进入冬季前带领考察队返回。

 

为了节省时间,郭琨经过反复思考,选择直线斜穿太平洋。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南美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停靠任一站点,但这条航线从没有人使用过。出发前,郭琨和队员们一起签下了“生死状”,船上甚至准备了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收敛牺牲队员的尸体。

 

事实上,“九死一生”的故事几乎伴随在郭琨的每次南极考察中。

 

1989年,郭琨带队建设第二座南极考察站“中山站”时,考察队遭遇突发冰崩。眼前30多米的冰山轰然崩塌,上百米的水柱喷射、三十米的海浪奔腾,考察船被周围几百米浮冰和冰山牢牢困住。船上队员纷纷换上西装、剃净胡须、擦亮皮鞋站到了甲板上,以为就要永远留在南极。

 

“在南极遇到困难和牺牲是正常的,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光荣的”谈及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时,郭琨总是表情淡然。

 

7天后,船只左侧奇迹般出现了一道30米宽的冰隙。郭琨迅疾反应,指挥考察船冲了出去,两个小时后,冰面的豁口又完全合上了,直到考察队建站后撤离,冰面再没有打开。

 

“他是个很执着的人,同时遇到紧急情况又非常镇静”,当年与郭琨一同参与“长城站”“中山站”建站的张京生说,冰崩死里逃生后,船员发现船头被浮冰击出一个大洞,船上各部门负责人十分惊慌,郭琨却很镇静,命令船只继续靠岸。后来检查确认,那个洞的位置并不会对船只造成致命伤害,最终考察队安全建站并顺利返回。

 

他也会流泪

 

新京报记者曾采访过郭琨,记忆力超群的他讲述每一次考察过程中的细节都神采奕奕,唯独说起那段往事,哽咽到失语。


中国曾是南极科考的“迟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极洲上已有18个国家建立的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

  

1983年,没有南极考察站的中国只能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南极条约》,郭琨等三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第十二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郭琨在书中回忆,当时有16个协商国出席会议,9个缔约国被邀请参加会议,国家座次没有按照首字母排位,郭琨一行三人只能到大会后排任意就坐,连张桌子都没有。大会有 30多项议程,协商国的文件柜内塞满了文件,缔约国的文件柜却只在开幕时放入了大会议程和代表团名单。

 

每当会议进行到实质性议程,会议主席便会“咚”地敲下小木槌,“请”缔约国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而后连表决结果也不通告。一次次被“驱逐”出会场后,当年48岁的河北汉子没能控制住眼泪。

 

几十年来的采访里,郭琨一直用“屈辱”形容当年参会的感觉。“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讨论南极事务的时候,中国是唯一没有表决权的,为什么?没有(南极考察)站”。多年后的采访录像里,郭琨摘下眼镜,纸巾挡不住哗哗往外流的泪水,“我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又直接从事我国南极考察的组织管理工作,深感切肤之痛”,走出会场的他发誓,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郭琨生前接受采访时,谈及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时,流下眼泪。视频资料截图


1985年2月20日清晨,农历正月初一,郭琨在大雪飞舞的乔治王岛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这一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至此,中国在南极国际会议上有了发言权、有了表决权、有了一票否决权”,每每谈及“长城站”建成,郭琨都眼含热泪激动地举起拳头。

 

鼓舞一代“南极人”

 

“考察站始建总是比常规扩建要累很多”,当年参与多次南极考察的队员说,建设“长城站”时间紧迫,身为队长的郭琨每天下达严格的任务要求,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

 

每天早晨五点左右,郭琨就开始挨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大家起床。“一吹哨,大家就坐起来了,迷迷糊糊地就听见队长说今天天气好,赶快吃饭好干活,可队长一离开,所有人就不由得又躺下了,队长只好回来再叫一遍。”队员说,其实队长也不忍心。

  

当年随队记者拍摄的视频资料里,郭琨身着防水服跳入海中,与队员们一同抡着大锤奋力敲击钢管,搭建临时码头。混合浮冰的海水冰冷刺骨,郭琨和队友们在水里坚持十分钟就要上岸喝些酒和姜汤,然后继续跳入海水中。

 

“他对南极事业的热爱、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感染了当年那个没怎么读过书的我。”明年即将退休的朱斌胜听说了遗体告别的时间,连夜从哈尔滨赶了过来。当年还是二十来岁毛头小子的朱斌胜跟随郭琨两赴南极,“虽然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但郭琨对我的影响延续至今”。

 

遗体告别仪式没有特意对外公布,但大家还是从朋友间获得了消息。当年从全国遴选临时组队的考察队成员,如今从全国各地赶来送郭琨最后一程。“南极办”等部门的青年也闻讯赶来悼念这位“大前辈”,一代代“南极人”在这里见面了。

 

告别厅里播放着当年一次次科考的资料照片,照片里曾经与海浪互斗与严寒相争的青年,转瞬间成了一位位白发老人。

 

八宝山的雨渐停,“一眨眼已经有三十几年了”,曾经的队友在册子上留下姓名,胸前别上白花,走进告别厅轻声唤着——“队长”。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张畅 贾文程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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